陈全黎:文学记忆史研究的三条路径

2019-08-22 03:15栏目:大众彩票中国史

记忆一直是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记忆研究的崛起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历史与记忆都旨在探索“过去之谜”;另一方面,“在历史与记忆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在这个灰色地带,在历史与记忆之间,出现了一个被称为“记忆史”的研究领域。如果说传统史学主要研究“发生了什么”,记忆史研究则致力于探索“记忆是如何传承的”。

借鉴西方记忆史研究的理论成果,我们可以将“记忆史”的概念引入文学研究,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范式:文学记忆史。文学、历史与记忆三者之间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文学与历史都有着记忆母亲的共同基因,都是集体记忆的传承方式。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范式,广义的文学记忆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记忆媒介的文学作品,包含虚构文学与见证文学;二是作为记忆建构的文学史,即狭义的文学记忆史。

通过文献检索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记忆史研究似乎已主要依赖于建构主义路径。但如果从宏观上看,记忆史研究其实至少有三条路径:建构主义、道德主义、证据主义。这三条路径源于三种不同的提问方式:集体记忆是如何建构和传承的?什么样的记忆建构是合乎道德的?谁的记忆是合乎历史真实的?

根据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有两个维度。在共时维度上,记忆建构表现为群体差异。巴特莱特在非洲的田野调查中发现,祖鲁人对战斗的回忆是滔滔不绝、情绪激昂的,而斯瓦兹人对待同样的话题却显得沉默寡言、无动于衷,因为斯瓦兹人在与祖鲁人的战斗中一直处于弱势。巴特莱特的研究表明,同样的历史事件,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创伤记忆,对另一些人可能是美好记忆。在历时维度上,记忆建构表现为代际差异。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总是倾向于回忆美好的东西,遗忘过去的创伤。以安妮·弗兰克的文学记忆史为例,二战刚结束时,安妮·弗兰克的形象是悲观的、灰色的,然而不久之后,人们开始强调安妮日记振奋的一面,弱化悲惨的一面。在1955年的舞台剧《安妮·弗兰克日记》中,编剧甚至设计了“安妮在荷兰的集中营里很愉快”的台词。根据哈布瓦赫的观点,关于安妮·弗兰克的文学记忆是人们立足现在对过去的一种重构。问题在于,这样的重构是真实的吗?这样的编造是道德的吗?

从学理上说,建构主义关注的不是历史事件本身的性质,而是历史事件如何被叙述、再现和建构。“事件是一回事,对事件的再现又是一回事。”由于建构主义不考虑创伤事件本身的真实存在,也不关心记忆建构的道德内涵,这种观点不仅容易导致历史虚无主义,而且可能产生负面的伦理后果。

所谓证据学,是指对事实进行证明的科学。长期以来,证据学在法学领域一枝独秀。这就使得人们将证据学等同于狭义的证据法学,证据学成了法律工作者的专利,造成了研究视野的狭窄。在西方史学的记忆转向之后,史学研究关注的重心已经不是历史的真实性问题,而是历史事实如何被叙述、想象和建构。尽管如此,证据仍然是史学的安身立命之所。无论转向叙事史、心态史,还是记忆史,史学研究的内核不会改变,这就是“用证据说话”。在文学记忆史研究中,记忆的真实性问题主要体现为三种类型的证据形态:档案、口述、地点。

自兰克开启西方史学的“档案转向”之后,档案一直被历史学家视为最可爱、最可信的文献史料。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记忆史研究的崛起,人们逐渐抛弃了“只要你在档案中发现是如此,那无疑便是如此”的传统史学观念,转而将档案视为记忆建构的空间,探讨档案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相对于白纸黑字的档案文献,口述史料具有“活人属性”。口述历史的证据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历时维度上的“传闻”和共时维度上的“罗生门”。根据证据学的基本规则,只有活着的目击者提供的口述证据才能称为“口述史料”,否则只能视为“口头传说”或“传闻证据”。在共时维度上,多位见证人的记忆可能相互印证,也可能陷入“罗生门”,即证据学家所说的“证据对抗”,使历史的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作为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地点不仅具有可见的、不易改变的自然地理特征,而且有着无形的、隐喻的文化象征意义。记忆是鲜活的蝾螈,而地点是记忆的化石。即使所有的见证人都已随风逝去,所有的文献史料都被焚毁,记忆也会在某个空间、地点留下证据和痕迹。

“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福柯写道,“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就控制了人们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正是因为“记忆”有着如此巨大的潜能,才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奥威尔在《1984》中写下的这句格言,深刻表达了“记忆管控”的重要作用。管控社会记忆是一种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我已经说出真相,我希望得到特赦。”这是约翰·布尔曼导演的电影《颅骨国度》中的一句台词。这部以南非种族冲突为题材的电影,形象再现了记忆与和解之间的艰难博弈:只有说出真相,才能实现和解。本雅明说,正是因为绝望,希望才给予我们。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记住过去,我们才能心手相牵,走向未来。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学记忆史:理论与实践”负责人、三峡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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