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怎样解决“挨骂”问题

2019-08-22 03:15栏目:大众彩票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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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传播从来都与国际政治格局密切相连,看似多元的传播主体的背后是国家利益和国际舆论主导权的激烈争夺。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已从根本上扭转了落后、贫穷的局面,但在国际社会“挨骂”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2016年5月3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就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全球舆论》的文章,根据国外的民调数据等资料认为,欧美主要国家及中国周边地区都对中国存有复杂情绪,一方面希望从对华经贸等交往中获利,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担心来自中国的种种“威胁”。虽然该文逻辑观点未必周延,但也反映出我国在国际传播领域时常“挨骂”的现实处境。针对这一现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争取国际话语权,根本解决“挨骂”问题。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员、商品和信息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在传播领域,政府间或民间的跨国组织、个人在跨国传播中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传统的“传播霸权”概念逐渐淡化,任何对“信息自由流通”的管理和限制都要受到多方责难。这种理念的盛行,实际上正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传播秩序进一步失衡的结果。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传播从来都与国际政治格局密切相连,看似多元的传播主体的背后是国家利益和国际舆论主导权的激烈争夺。17世纪近代报刊诞生以后,欧洲传教士和商人以民间身份赴世界各地创办报刊,他们一面积极传播宗教信仰和价值理念,一面密切配合各自国家的殖民扩张政策,由此开启了全球化传播的第一波进程。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革命和西方传媒产业的繁荣,新闻通讯社在欧美应运而生,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德国伍尔夫社和美国美联社的前身纽约新闻联合社,都以各自的国家实力为后盾,以协议方式瓜分世界新闻市场,垄断国际舆论。冷战时期,由于不满欧美国家的强权政治和失衡的世界舆论,亚非拉国家开始倡导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要求改变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流向、传播基础设施等方面严重不公正、不平衡的局面,但收效甚微。冷战结束以来,在“传播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西方国家和传媒企业以其巨大的信息技术优势,更大规模地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由主义理念和消费主义文化,传统的传播秩序进一步失衡,并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动荡、政治失序的重要推手。

可见,冷战结束以来加速发展的“传播全球化”现象,看似新鲜,实则是失衡的全球传播秩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这种失衡秩序与当前国际格局的结构性调整相互叠加,导致我国面临的全球舆论环境更加特殊、复杂。近年来,随着金砖国家的迅速崛起,西方国家相对实力明显下降,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然而,现有霸权国家对于接纳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并不十分情愿,它们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层面给中国制造麻烦,另一方面又发动媒体和舆论抹黑中国,把中国塑造成现有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和颠覆者。特别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国外舆论所塑造的“中国威胁论”也不时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有的大谈“中国统治世界”,有的一再声言“中国即将崩溃”,有的说中国要在亚洲恢复朝贡体系,种种论调不一而足。正因为如此,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既是我国改善自身国际舆论环境的需要,也是扭转全球传播失衡状况、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责任所在。那么,该如何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毫无疑问,传播硬件设施的建设是基础,这就需要我们逐步提高全球范围的信息采集能力,加快完善信息传播渠道和落地平台。在此基础之上,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增强我国“国际话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努力提高“话语”本身的说服力。

提高我国国际话语的说服力,需要透彻了解国家和世界发展的大势。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这就要求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者要不断学习、调研和思考,做到胸中有丘壑,能准确把握政策导向,阐明中国立场和观点。就全球化而言,我们需要看到其中的积极因素,更需要警惕其所带来的问题。近年来,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就是失衡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我国政府主导的消除贫困工作的具体做法和成效,就包含着各国不同阶层的受众容易感兴趣的“中国故事”,值得深入挖掘和报道。

提高我国国际话语的说服力,需要准确把握国际规则。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和传播秩序中包含着许多对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利的因素,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一系列内在矛盾,亟须变革和完善。那么,现有的秩序由哪些具体规则构成,这些规则是如何形成的,其中争议的焦点在哪里,新的规则如何生成等问题仍需深入研究、准确把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我们在国际传播中的“论述能力”,把被西方舆论掩盖或淡化的种种议题凸显出来,做到有的放矢,发出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中国声音。

提高我国国际话语的说服力,需要扩大视野、强化议题设置能力。就新闻报道而言,长期以来我国媒体的国际报道侧重于热门的国际新闻事件,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新闻事件。这符合新闻报道的一般规律,但也往往落入西方大国设置的政策议题之中。为此,在保持重大国际热点问题不失语的同时,我们的国际传播应增强议题设置的主动性,适当扩大议题范围,增加较有深度的常规性、专题性内容,努力反映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有着许多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发展要求,又都有着各自独特的国情和发展历程,它们走过的道路,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对于我们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提高我国国际话语的说服力,需要注重话语创新,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达。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文化价值观日益关注,汉语和中华文化的研习正在世界各地蓬勃开展,我国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疑虑仍然普遍存在,西方国家往往基于其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视角,很难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国强必霸”的逻辑在西方国际关系历史中一再重现,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为而不争”等价值理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人心。如何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学术话语结合起来,打造真正能够“融通中外”的新概念,这不仅是我们在学理层面亟须面对的挑战,也是我国争取良好国际舆论环境必须打通的一个环节,需要我国相关主管部门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提高我国国际话语的说服力,需要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共同努力与有效配合。历史上和现实中有效的国际传播,从来都是政府和民间密切配合的结果,包括高校、智库、企业和个人等在内的民间主体,是各国国际传播的重要补充,也是国际话语权争夺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我国国际话语权建设需要重视这些力量,并与之开展紧密合作,以形成合力,积极有效传播中国文化价值理念,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应有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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